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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计阅读本文需要10分钟今天,杜先生要去度周末,他的看门人认为:对于陌生人说来,杜先生是个审慎的人;作为一个丧妻的男人,他的生活很有条理。如果有人问她杜先生几岁,是哪国人,她会这样回答:“几岁?三十至五十岁之间吧,要知道,中国人是看不出年纪的。”杜先生
预计阅读本文需要10分钟
今天,杜先生要去度周末,他的看门人认为:对于陌生人说来,杜先生是个审慎的人;作为一个丧妻的男人,他的生活很有条理。如果有人问她杜先生几岁,是哪国人,她会这样回答:
“几岁?三十至五十岁之间吧,要知道,中国人是看不出年纪的。”
杜先生实际上是五十五岁,他并不是中国人,而是马来人。他出生在宋巴伐,父亲是印度人,母亲是日本人。欧洲人往往把具有明显亚洲特征的人称为中国人。
杜先生信佛教,是在日本人占领他的国家时逃到法国来的。他是个官员,公余之暇在扇面、绢或丝绸屏风上作画,还送过一幅给看门人。
此外,他每逢周末总去旅游,要是看门人知道他在如何度周末的话,一定会不寒而栗。
杜先生站在车站月台上,身穿带天鹅绒领子的海军蓝色大衣,戴着丝领带,脚蹬漆皮靴。他一手提了一个黑色皮革制的小旅行包,另一只手拿着一盒糖果。
杜先生外出旅行总是乘头等车。他登上了去日内瓦的火车,等列车员检过票、同车厢的旅客都上了卧铺并在暗淡的蓝色灯光下入睡以后,轻手轻脚地从自己的铺上起来。
他还是穿着大衣,拿着旅行包和盒糖。他小心翼翼地把头等车的门在身后关上,然后看看过道里有无动静,为了安全起见,他在那里点了一支一端裹有金箔的高级香烟。
过道里没有人,于是他沉着地向二等车走去,找了个车厢坐下。他先是十分仔细地端详那些未来的旅伴的脸,然后才在空座位上客客气气地坐下,同时微微一笑表示歉意,随后就正襟危坐。
好多个月,可以说好多年来杜先生就是这样过周末的。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天,往返于巴黎和日内瓦之间;随身带着一个旅行包和一盒糖;买的是头等车的票,却坐在二等车里旅行。
杜先生是个怪人。在一周其余的日子里,他毫不懈怠地上商业局去办公,他是这个局的局长。他有一个姿色动人而又品行端庄的秘书,他跟她保持着纯粹是业务上的关系。
艾丽丝今年三十岁,而杜先生五十五岁。她高大、漂亮而又聪明;她的领导则是矮小、黄皮肤而且深沉难测。他们之间并无暧昧关系,艾丽丝小姐对这位领导从无半句抱怨。
他就是有点儿叫人心烦然而实际上是无害的怪癖:喜欢静静地搓手。他纹风不动地坐在大圈手椅里口授机要,那只斜眼没有流露任何确定的感情,同时他只顾搓手。
艾丽丝小姐对这一点最感到发毛,因为他搓手时没有声音。他那十个手指滑过来滑过去,可是一点儿声音没有,仿佛是丝绸作的。而且他是慢条斯理地搓着手。这种动作如果只持续几秒钟,那可以说他因为心里很愉快;可是他能接连搓上几个小时,那可实在叫人吃不消。
杜先生在巴黎的生活跟五线谱一样有规律。每天傍晚五点,他拿起雨伞,把帽子戴正,回家去了。他有礼貌地跟公寓看门人打招呼,然后顾自作画。
他画极乐鸟、梦幻树和各种奇花异葩,可从来不画人物,看来他对此不感兴趣。每天晚上八点半,他上一家小饭馆去默默地用餐;十点钟上床。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如此。随后是周末的巴黎一日内瓦之行。
下边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。那是在日内瓦一家小旅馆里,而且那天是星期一,因此不应该与杜先生有什么瓜葛,当时他跟平日一样,正坐在巴黎的办公室里。
当时是早晨十点钟。这是家旅馆,有二十来个房间,其中几个是面向着湖的。十二号是最好的房间之一,一个少妇正从窗口凝望着湖。她穿着睡衣,有点儿哆嗦,头发蓬松,光景还不曾醒透。
她是法国人,名叫克里斯丁娜。一个客房女服务员刚把她喊醒,并在床上放了一盘精致的瑞士早点:小羊角面包、新鲜黄油、蜜饯、烤面包、鲜奶油和醋栗汁。托盘上还有一个小瓶,插着一朵鲜艳的玫瑰花。
“早安,太太,祝你今天愉快。”
“你说什么?”少妇不解地问道。
“我说祝你今天愉快。”
“你是谁?”
“我是客房女服务员,太太。”
“什么客房女服务员?”
“喏,这个旅馆的客房女服务员。”
“噢……”
“出什么事儿了吗,太太?是你吩咐十点钟送早饭来的。”
“我?我吩咐十点钟送早饭?”
“你在单子上写着的,是不是搞错了?”
搞错?克里斯丁娜怎么知道是否搞错了,她连自己在哪儿、怎么会上这儿来得都不清楚。她呆呆地瞧着客房女服务员。
“这是什么地方?”
“是旅馆,太太。”
“什么旅馆?在哪个城里?”
客房女服务员认为这位漂亮的少妇准是睡昏了头,因此用平淡的语调告诉她这是日内瓦某某旅馆,还说太阳就要升起,湖上宿雾将收,太太什么时候打算让她收拾房间,只要按铃就行。
然后她谨慎地退出房间,把这个笑话去讲给旅馆老板听,老板也没有特别加以注意。可是他错了。十分钟后,一个穿着花边睡衣、披头散发的少妇狂怒地冲着他嚷道:
“快叫警察!这是个什么样的疯人院啊!谁把我带到这儿来的?到这儿来干吗?这样可不行……快叫警察,我马上要见警察!骗子!小偷!我要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,首先,我要问你是谁?”
前面介绍过这是个正派的旅馆,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。如今这个衣着单薄的少妇在这儿大吵大嚷,尖叫着要找警察,仿佛这里是个再糟不过的窝儿似的。
老板马上与警方联系,因为这关系到他的企业的名誉;同时他请少妇去把衣服穿戴整齐,因为穿着价值一百法郎、镶花边的透明睡衣接待瑞士警察也不成个体统!
布鲁纳警官带了两个助手赶到旅馆时,克里斯丁娜已经在衣橱里找到了自己的手提箱,从头到脚穿戴得端端正正,而且已经平静下来,只是十分烦恼地瞅着周围的警官。
“怎么回事,小姐?”布鲁纳警官问道。“你遇到麻烦了吗?”
“我搞不清楚。我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。”
“可是你在星期六到星期天的晚上填了居住单,上边连你的护照号码都有。对不起,我能瞧瞧你的证件吗?”
验看手续很简单,因为居住单上填写的情况与少妇的情况完全符合。旅馆老板还说克里斯丁娜是由一个男人陪着来到这儿的,那个男人星期天一早就走了,他付清了费用,还关照十点钟送早饭去。
克里斯丁娜十分惊奇。她尽力回忆。一个男人?她跟一个男人一起来的?是他?真奇怪。她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是独自出门的。
“你上哪儿?”警察问道。
“上里昂父母家去。”克里斯丁娜回答道。
“为什么在日内瓦下车?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你的车票呢?”
“在旅行包里吧。”
包里确实有一张票,但那是从巴黎到日内瓦的。可她说自己的目的地是里昂。
“这不可能。我亲自在自己工作单位附近的小售票处买的票,付的是巴黎到里昂的价钱。”
“你再回想一下。”警察说道。“你是否碰到什么事故,比如说:脑震荡?”
“警察,我并不是疯子。我在日内瓦一个熟人也没有,我一点也不想上这儿来。有人把我带到这儿来的。”
“是不是陪你到旅馆来的那个人?你不认识他?”
“我什么也想不起来。我在巴黎上了火车坐下,往后就不记得了。”
“车厢里只有你一个人?”
“不,等一下,有三四个人,大概有二三个女的。”
“你跟他们讲过话没有?”警察问。“是否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?再想想看。”
“没什么特别的事,我准是睡着了。”
“你喝过什么酒没有?”
“没有。”
“有没有人来跟你搭话?”
“不清楚。我没注意。”克里斯丁娜回答道。“噢,对了,开车后很久,有个人走进车厢来。是个男人。他说:‘晚上好’,还有‘对不起’。大概就这些。噢,不;他请大家吃糖。”
“所有人都吃了?”
“我想是的。”
“以后呢?后来他干了些什么?”
“不知道。看来我睡着了。”
“你说说那人是怎么个模样。”
“很难说。”克里斯丁娜回答道。“我没有留意。车厢里已经熄灯了。我觉得他是个外国人。”
她摇摇头,仿佛在竭力思索。忽然她打了个寒噤,并且说道:
“警官,真是奇怪。我似乎在做梦。这是不真实的,然而我又确实回想起一些情景来了。打我醒来以后,这些回忆一点一点地恢复啦。”
“像是有人给你吃了迷幻药。”
“对。我现在记得自己走过路。身边有个人,不停地在讲话,可记不清他讲的是什么。我记得吃过东西,是在一家餐厅里。”
“也是跟别人在一起?”
“大概是的。对,另外有个人。”
“还有什么?”
“想不起来了,我头痛得厉害。”
克里斯丁娜突然显得很窘。她站起身来,来回地走着,脸色一会儿红,一会儿白,然后又坐下去,绞着手,苦苦地思索。她没法把想起的事讲出口,不过她吞吞吐吐地说的话也够让人明白真相了:
“警官,这件……睡衣不是我的,我可以肯定。我要起诉……”
“理由呢?”警察问她。
“我能肯定地说:‘有人侮辱了我。’”
“你凭什么这样肯定呢?你刚才不是说什么也想不起来吗?”
“我知道,我觉得是这么回事。有一些幻像,还有感觉。我没法告诉你我是怎么知道的,可我确实知道。”
“你回忆起暴力行为吗?身上有没有伤?”
“不,没有。没有暴力行为。是个梦。告诉你:‘这是个梦。’”
警察在确认克里斯丁娜的财物丝毫未曾失窃后,又去验看那张住房单,据说这是陪她上这儿来的那个男人填写的,而她并不认识他。警察对此谨慎从事。
一个女人坚称不认识某个男人,而事实正好相反,这种情况可不是第一回发生。但是克里斯丁娜为什么要编造这么一段荒唐的经历呢?她不像有歇斯底里,相反却是个稳重的姑娘。
男人填写的住房单上用的是假名字和假的护照号码。旅馆里值夜班的清楚地记得克里斯丁娜和她的同伴。男的个儿矮小,体态潇洒,看来很富有,像是中国人。
他跟那女的似乎挺亲热。他关照早晨十点钟送早饭去,还说自己比女的先走一步。他还坚持要先付钱。他们俩后来上楼就寝,当时已经过了半夜,也许是清晨一点。全部情况就是如此。没有声音,没有叫喊,一切正常,十分平静。
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?克里斯丁娜确是买的到里昂去的车票,她父母也确实在那儿盼着她回去。她确是独自出门的,列车员记得检票时看到她的票是去里昂的,而且是独自待着。
可是在日内瓦检查护照时,别人看到有个亚洲人和她在一起,挽着她的胳膊。他跟她讲话,她也回答。他俩跟其他情侣并无不同。那个男的很有礼貌,还提着一个箱子。
海关官员记得起他的特征,除此以外就谈不出什么了,因为没有任何可疑之处。这个男的是中国人或者越南人,看不出年龄,穿一件带天鹅绒领子的海军蓝色的大衣,个儿矮小,提一个旅行包,没人想到要怀疑他。
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?间谍活动?克里斯丁娜能在间谍活动里担任什么角色呢?她是卖香水的,跟一个公务员订了婚。如今去探望自己的父母,她跟间谍网能有什么关系?
日内瓦的布鲁纳警察于是向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求援。在法国旁的地方可有与亚洲人和盒糖有关的案子。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对这种情况是了如指掌的。
两年前曾有人提出过含糊的控告。这件事也是在巴黎到日内瓦的火车上发生的。有个男人在旅途中给一位妇女吃糖,这个妇女第二天控告这个男人图谋诱拐。据说糖里有迷幻药。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,因为那个妇女撤回了指控。
那个男的起先被拘留,后来开释了。法国警方觉得这件事不大好理解,他们认为这位妇女已经结婚,可能害怕张扬出去有污名节;要不就是有意以此来掩饰私奔。
那个男的是个公务员,没有前科,他说这个女的是歇斯底里发作。他随身带的糖没有问题,其他人也吃了,毫不感觉异样。
布鲁纳警官对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提供的材料很感兴趣。后来他和一位巴黎的警官一起去拜访杜先生。艾丽丝小姐把他们带进局长办公室,杜先生软绵绵地搓着手,用平静的语气回答道:
“糖果吗?我确实喜欢糖,而且爱请人吃。我出门旅行总带着。那位太太怎么说?糖里有迷幻药?多妙的故事。”
杜先生在与克里斯丁娜对质时依然十分冷静。可是克里斯丁娜一看到他,就把前前后后的事情全想起来了。她断言他就是给她吃糖的那个人。她想起那天晚上,是他在旅馆的房间里打开旅行包,给她一件镶花边的睡衣。
可怕之至!杜先生当然矢口否认,他甚至厚着脸皮说,即使这个女人真是有过如此遭遇,也没有什么可怕。不过杜先生不走运。警方进行了调查,结果找到了十来个年轻漂亮的妇女,她们都认出了杜先生,而且愿意提出控诉,她们在发案时没有报警,是因为这种事很难出口。
杜先生的周末就是这样度过的:他总是在同一条路线上,带着一盒糖,里边只有一颗是下了迷幻药的,而这颗糖是专为他所中意的女郎所设,为了能够十分荒唐地换取一夜的欢娱。
说到底,他这个勾当很花钱,每次要在巴黎和日内瓦之间往返,再添上一件镶有最讲究的花边的睡衣,外加高级糖果。可是杜先生始终不承认。
然而警方在他家里搜出一个注射器和一些古怪的药粉,因而怀疑他是把一种自己调制的麻醉剂注入糖块里的,这种药剂能使人昏睡似地站着,同意照别人的吩附去干,就是不了解自己当时的处境。
这种药剂对健康无损,与贞节有害。杜先生的看门人听到这个新闻后说得好:
“真叫人难以相信。不管怎么说,如果我是她们的话,我是会小心提防的。这年头,哪能随随便便吃人家的糖啊!”
拙文一篇,文笔不成熟,恳望列位看官见谅或赐教。谢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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